空战对抗，激烈展开！东部战区时刻准备战斗

5月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(de)“子弹库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抵达(dǐdá)北京，并将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(shǒucì)面向公众展出。 5月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驻美大使馆接收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的(de)宜忌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(tújù)：视觉中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唯一出土的(de)(de)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(zhōngguó)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(yìyì)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库帛书一共三卷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(sānpiān)，内容主要(zhǔyào)为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 而从(cóng)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(zhòngguī)故土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是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 民国时期，盗墓猖獗。学者倪方六在(zài)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一是军阀混战动荡不堪；二是外国(wàiguó)势力侵入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(chūxiàn)，让民国时期‘产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。” 长沙(chángshā)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(de)“东南之会(zhīhuì)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是汉墓都众多，也(yě)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，某种程度上可谓十墓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(de)长沙城 任全生是当时长沙盗墓贼中的(de)佼佼者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因天赋异禀而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(yuè)某晚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(xiàozhōng)、李光远、胡德兴等人(rén)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(yòng)15米长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常见的铜器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的(de)价值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眼里，除去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(mùqì)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”的古玩店老板(lǎobǎn)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烂丝织品(sīzhīpǐn)没算钱(suànqián)，相当于送给他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后才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加在一起的拍卖价都(dōu)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(de)考古学家商承祚(shāngchéngzuò)求售，双方正在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1943年冬由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以(yǐ)3000元法币从唐手中买下(mǎixià)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叶。他(tā)用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(shílìng)》。 《四(sì)时令》的文字以四方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 其余的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(dìsānjuǎn)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。当时这样的丝质文字称为“缯书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(chēngwèi)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进攻(jìngōng)长沙，蔡季襄举家(jǔjiā)逃难(táonàn)，帛书则用一个铁筒装好随身携带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(dǎo)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茀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 侥幸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蔡季襄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(kùnchǔ)之际，将所带缯书(shū)“爰加董理，釐定次序，附以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(cèhuì)和研究(yánjiū)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。 《晚周缯书考证》扉页(fēiyè) 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襄(xiāng)回到(huídào)长沙，但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为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书上有许多(xǔduō)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(jiāng)字迹照出来。于是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柯强(kēqiáng)(kēqiáng)（John Hadley Cox）受派遣来华，住在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毕业于(yú)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(rènjiào)，其间即广泛搜求中国古(gǔ)文物，更一度(yídù)因与蔡季襄争购而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展”。 柯强(kēqiáng)在长沙的古墓盗洞前 蔡季襄托金(jīn)才记店主金从怡(jīncóngyí)帮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(le)柯强(kēqiáng)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缯书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我(wǒ)有个朋友也是研究红外线摄影的，器材比我还好(hǎo)(háihǎo)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——无论如何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(qiú)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柯强(kēqiáng)住处，柯强却说(quèshuō)：“昨晚拍了(le)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辞行，我就托他带到美国拍摄去(qù)了，大约一周之内就能把缯书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气愤至极的(de)蔡季襄坚决不同意，要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作担保金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柯强的耍无赖和傅佩鹤(fùpèihè)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季(càijì)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(yīcì)，柯强总是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总会(zǒnghuì)寄回来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怏怏返湘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蔡季(càijì)襄和女儿女婿 之后蔡季襄又(yòu)托柯强曾经的学生、赴美(fùměi)留学的吴柱(wúzhù)存去与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一万美金定价太贵，要降价才能售出(shòuchū)。蔡季襄再度表示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(càijì)襄最后得到(dédào)的答复是，“对蔡先生所托的事恐怕不能办到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(nián)1月，蔡季襄去世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去世。他是把子弹(zǐdàn)库帛书(bóshū)带到美国的人。 舒尔特斯是柯强的(de)上级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(bóshū)带到(dàidào)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(shílìng)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取出存放到期的《四时令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(gǔdǒngshāng)戴福保。两年后(hòu)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(āsè)·塞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(āsè)·塞克勒(kèlēi)发迹，源于创新地使用新式(shì)广告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(zhíxiāo)广告上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资源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，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(dìmò)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(yàzhōu)艺术爱好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 购入帛书时，其(qí)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这件帛书，哪怕你把你现有的藏品(cángpǐn)全扔进哈德逊河也算不了什么。” 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(yǔ)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的研讨会(yántǎohuì)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(chūtǔ)后第一次向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。 此时的(de)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现后，为了(le)积累(jīlěi)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(sānhào)墓，在当时已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新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(fēicháng)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 郭沫若也是阿瑟(āsè)·塞克勒想见的人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(dìyīcì)来华时就希望(xīwàng)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直接谈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(lǐ)写道： “它(tā)（帛书）是我最重要的藏品(cángpǐn)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(měiguó)人(rén)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疾病和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克勒也没有等到这一天。1987年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(hòu)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，《四时令》从此(cóngcǐ)存放(cúnfàng)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捐献(juānxiàn)的名义入藏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帛书(bóshū)的竹笈 由阿瑟·塞克勒而始的(de)艺术捐赠事业(shìyè)，在他(tā)死后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(tàitè)美术馆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或捐赠致谢。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·塞克勒的(de)(de)侄子理查德(lǐchádé)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在了1996年普渡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普遍以“不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促销(cùxiāo)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：超过700万人服药后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于(yú)过度用药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》里钱德勒的主演马修(mǎxiū)·派瑞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(bówùguǎn)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接受其捐赠(juānzèng)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(gēngmíng)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以去塞克勒化。 《四时令》目前仍然存放于(yú)华盛顿的(de)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追讨 柯强于2005年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错乱的折磨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。1993年，帛书研究者(yánjiūzhě)、北大教授李零(lǐlíng)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(jiànmiàn)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出土(chūtǔ)后，流落海外已近(yǐjìn)八十年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~3世纪的古物，出土后却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而(ér)失之交臂(shīzhījiāobì)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掮客；受过(shòuguò)世界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难看坑蒙拐骗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不择手段(bùzéshǒuduàn)、又迷恋中国文化似乎良心未泯的艺术藏家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(de)热爱发展为占有欲，那对于文物不啻一场灾难。如今(rújīn)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，期待《四(sì)时令》在辗转数次易手之后，能够尽快归国重聚。此时的中国，毕竟已经不是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 （下载红星(hóngxīng)新闻，报料有奖！）